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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论从日本于2004年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时新增的释明处分规则(釈明処分约特則)即可得到证实。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不同的措施。(53)换言之，基于权利的方法并非另造车轮，未来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将基于权利的方法和基于风险的方法进行更好融合，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支撑，维护个人在数字时代的尊严与自由。

除了对传统的采集限制原则、目的说明原则、最小必要原则、公开原则等进行规定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在第11条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即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随着信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凸显，信息安全风险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逐渐演变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主要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假定信息主体具有完全理性，赋予信息主体一系列权利，并以告知—同意和侵权损害赔偿作为主要的保障机制。从过程论的视角看，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31000：2009风险管理——原则和指南》，风险管理是指协调活动以指导和控制组织的风险，主要包括建立背景、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等步骤。3.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

1.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和技术标准。换言之，新的个人信息保护范式必须从寻求促进个人对个人信息处理的自我控制，转向授权政府部门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否符合个人利益及社会价值做出选择。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类预测式的数字化监管可能大幅压缩监管对象的程序性权利，且可能会因为数据质量问题而导致预测精准性下降，这些都会影响数字化监管的理性、公平和公正，导致治理失灵。

进入专题： 数字行政 数字政府 法治约束 。这种情形不独存在于数字行政场景中，也存在于私法领域。商业机构搭车获取政府数据库资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公民的主体自治、身份权益、安全保障、平等权益受到巨大冲击。例如，在论述法治的基本价值时，拉兹指出:尊重人的尊严意味着将人视为能够规划和谋划未来的人。

数据、算法、自动化技术等因素，是数治相较于传统行政活动的关键技术变量。作为规则之治、理由之治的法治，在逻辑上是通过规则的形式理性及实践理性，来保障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与此同时，数治技术也削弱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和救济权，面对技术外衣包装下的行政权活动，利害关系人往往觉得很难进行挑战，提起诉讼的动力也会受到抑制。与此同时，在行政问责的整体机制设计层面，需要警惕数字避责现象，防止数治背后的行动者通过营造数字景观、操控数据信息等策略性行动，来应付数字生产体制的考核要求及规避责任。这要求算法模型的建构和调整，应当接受法治价值之治的指引，将价值理性通过代码、编程嵌入算法模型之中，体现技术向善(tech for good)，防止行政与技术结盟将私利或偏好的特洛伊木马植入技术系统之中。从法律维度看，算法所带来的程序理性和程序正当问题，提出了完善行政程序控制机制的紧迫要求。

在当下的数治实践中，受数据赋能效应的激励，行政对数据的需求和胃口越来越大，传统行政法比例原则对数据处理行为的控制效用递减。上述观察提醒我们，分析数字时代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及治理工具，视野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国家组织的治理，而需要考虑资本、技术、权力融合共生的治理格局和生态。面对这种复杂性，传统行政法治的权责相应逻辑，需要在厘清数据治理和算法治理中多重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依循权责统一原则回归到事务之本质。依靠数字技术的力量，国家可进一步延伸和放大其权力作用效果。

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康芒斯和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姆森，都主张治理范式以冲突，互利与秩序(conflict ， mutuality and order)为中心，强调制度与规则的基础性地位，并未将数理统计置于治理技术的核心。在数字技术主导的行政过程中，行政对知识、话语、权力的垄断性地位不断强化，身处这种行政活动过程中的当事人，不断地被技术和权力边缘化，失去了对行政权进行竞争性约束的能力，甚至陷入技术和权力控制的闭环。

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基于数据累积及算法技术迭代更新，行政的决策方式、治理手段、执法机制等正迎来系统性的变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数治的技术特性和权力属性，遵循法治价值系统的指引，对行政法治的控制技术和机制进行转型升级。

例如，在现实中，虽然列入黑名单码治理决定等数治场景引发很多争议，但向法院提起诉讼进入司法审查的案件寥寥无几。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治所具有的强大赋能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受大数据神话、技术赋能与绩效激励等因素驱动，加之社会对风险控制、社会福利之偏好的助推，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无一例外地追捧数字技术。比如，健康码信息经由联动机制直通各层级、各地域，并关联多元场景下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平等权、受教育权等重要权益。无论是数据还是算法模型，作为系统运行指令的代码，不可避免都会受行政机构目标和价值偏好的影响。关注工具有效性和效率的数治，与行政法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例如，在风险规制领域，面向市场主体的数字化监管、面向公共安全的监控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算法决策并不需要其他理由，因为算法就是理由，代码就是法律。

对于数字行政造成的权力关系结构变化、行政权运行逻辑变迁等宏观的、整体性问题，现有研究还显得薄弱。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行政的理性化过程，即理由之治的法治要求。

数治与法治融合、赋能与赋权并重，应成为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共识和实践指引。可以更精准地测算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标识与评估各种变量与约束性条件，进而导向一种具体情境考量与动态反思平衡的实践理性。

他结合统计学与社会学家德鲁西耶尔对统计史的研究，指出数目字化治理的本质是以数字及其运算(calculation)为主要治理手段的治理模式。我们在不断强调数字赋能作为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逻辑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数字赋能的单向度、非均衡等效应。这一系统基于数据、代码、算法而发生作用，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垄断性特征，在运行程序上具有封闭性和自足性，这容易淡化和忽视权力运行的反思性和开放性要求，呈现不断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的特性。本文的基本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在行政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将对传统行政法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数治是否会颠覆行政法治?行政法治系统应如何回应数治的挑战? 对上述问题，既有的政策表述与学理研究已有一定关注。

例如，根据算法复杂性程度，可对具有较强可理解性与控制技术可能性的算法应用适用较为严格的过错责任。这些技术主要是在微观的程序维度进行流程再造，尚未在宏观上改变行政权运行的逻辑及治理模式。

在当代行政过程中，行政决策不仅面临事实判定难题，也面临价值选择难题。其次，从法治的理由之治要求来看，法治强调通过公开、参与、竞争性的法律程序呈现事实和理由，进而将法律规则的形式理性进一步转化为得到公共理由支持的实践理性。

行政组织成为日益依赖数治的计算组织机构，数治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强化效应也将投射到行政组织系统。在数字行政的场景中，数治并不会消除行政权的支配性逻辑，但可能会转移归责的视线与焦点，增加权力归责链条的复杂性。

在这一背景下，影响我们生活的将不再是守则规定，而是由观察、监视、预测、评价、引诱和劝告所组成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在现实中，国外福利管理系统和预防式执法场景中的数治实践，已经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这一过程不断在闭环中延续展开，难以防止系统自身运行的惯性。已有一些地方基于路径依赖，试图将原本限于疫情防控用途的健康码技术延伸到常态化、全方位的社会风险监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码治理技术也具有负外部性。围绕这些基本价值，传统法治发展出相应的法律控制工具和机制，例如规则公开、程序正义、裁量理性、权利救济、司法审查等。

以行政国背景中的行政活动为控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行政程序制度，主要通过公开、公平、参与、竞争等原则和程序机制对行政活动进行约束，以实现行政活动的程序正义和程序理性。协同演化 一、问题与概念界定 我们身处一个数字化生存时代。

应该看到，当下数字政府的建设与行政权运行过程，的确应用了很多量化统计技术，但究其本质而言，数目字化治理与数治的底层逻辑存在明显差别。归纳而言，现有研究对数治时代的法治变迁提供了两种路径。